钱理群：人生如梦｜总结我走过的路

┃γνῶθι σεαυτόν
┃智者自知

人生如梦
总结我走过的路

© 钱理群／文

钱理群

　　主持人要我来谈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治学经验，我也借此回顾自己走过的路。首先想起的就是“人生如梦”这句成梧。如果除去其虚无色彩，这话确实可以概括我的人生：这是一个不断做梦、不断把梦转化为现实的历史过程。 
　　我在很多场合，都要谈到在大学时期对我影响很大的俄国文艺理论家、教育家别林斯基的一个观点：人的一生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。从小学到大学，以至研究生阶段，都是“做梦”的年代；从学校毕业出来走到社会，就会面临“梦与现实”的巨大矛盾，如何适应现实，又坚持自己的梦的理想，就是青年、中年阶段最大的人生课题；到了老年，又会在更高的层面上重新回到“做梦”的年代，所渭“返老还帝”主要指的就是这一点。我最感欣懟的是，自己的人生三部曲都发展得比较完整、充分：学生时期梦做得最彻底，工作以后现实和梦的矛盾特别尖锐，晚年的梦依然做得彻底，实现起来却更为从容。这应该是我最基本的人生和治学经验。 
　　现在就来谈谈我在小学、中学、大学阶段，分别做了什么梦，以及我如何用一生的力量来实现这些梦，或者说，这些梦和我的做人、治学有什么关系？ 
　　现存的关于童年的梦的文字记录，是我第一篇变成铅字公开发布的文章：题目是《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》，发表在1948年9月25日的《中央日报·儿童周刊》上，当时我是中央大学附属小学五年级的学生，大概是一篇作文，老师推荐发表的。文章很短，不妨在这里念一下——

　　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，一定要飞到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上，去眺望全中国的美景：那带子般的河流，世界上最长的长城，北平各种的古迹和古代建筑，烦嚣的上海，风景幽雅的青岛，那时我是多么快乐呀。 
　　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，一定飞到空中，去和小鸟、蝴蝶舞蹈，和白云赛跑，数一数天空亮晶晶的星儿，去拜访月宫中的嫦娥，和白雪般的玉兔玩耍。 
　　可惜我没有翅膀。假如我有了翅膀，是多么的有趣呀。

　　今天回过头来看这“飞上喜马拉雅山”的第一梦，它大概有三个层面的含意。 
　　首先是一个亲近世界的大自然的梦。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，我的业余爱好就是旅游，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到全中国、全世界去旅游：九岁（1948年）梦游喜马拉雅山，十七岁（1956年）还写了句“一跟斗翻到西雅图”的“诗”，无非是表达少年的好奇心，想到地球另一端的美国去看看，并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诉求，但“文革”中这首诗被查抄出来，就成了我要“投奔美帝国主义”的“罪证”，怎么也说不清楚了。其实在我二十多岁的上世纪六十年代，私下还对一位朋友说，深信总有一天会到欧洲旅游，在那个闭关锁国的时代，这是一个很出格、很大胆的梦。这些旅游梦，我退休后都在逐步实现。 
　　每次旅游，都必摄影，这成了我的第二业余爱好，这其实正是“喜马拉雅山之梦”的第二内涵：它显示的是对大自然的神往之情。有一点可以证明：即使是旅游，我对所谓人文景观始终没有多大兴趣，我总觉得其中人工的虚假成分太多。真正让我醉心的，是本真的大自然。坦白地说，面对大自然，我常有人的自卑感。那些大自然的奇观，使你感到心灵的震撼而无以言说。所以，我的旅游从来没有留下任何文字，不写游记，也不写日记。最初以为是自己的文章功力不足，但细想起来，这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。更深层次的问题是，自然的世界恐怕不是梧言文字所能描述的。正是这一点，显示了摄影的力量和作用。所谓摄影，本质上是人与自然发生心灵感应的那瞬间的一个定格，是我经常喜欢说的“瞬间永恒”。它表达的是一种直觉的、本能的感应（因此我坚持用傻瓜机照相，反对摄影技术的介入），有极强的直观性，就保留了原生形态的丰富性和难以言说性，这正是语言文字所达不到的。于是，我的自我表达，也就有了这样的自然分工：用文字写出的文章、著作，表达的是我与社会、人生，与人的关系；而自我与自然的关系，则用摄影作品来表达。 
　　今天，在和诸位的聊天里，我首先要强调的，也是摄影作品对我的意义。至少可以说，要真正了解我，以及我的学术著作里更为内在的东西，仅仅看文字是不够的。这里还有一个故事：一位韩国朋友第一次和我见面时，露出很惊异的神色，他说读你的著作，看你那样忧国忧民，想象中你应该是瘦弱的，愁眉苦睑的，一见面才知道你是这样的达观，就像个“弥勒佛”。我对他说，这是因为你没有看我的摄影作品的缘故。所以，现在凡有朋友、学生来看我，我都首先让他们看我最新的摄影作品，比如我用两年的时间，把我所住的小区一年些季的风景都拍摄下来，简单命名为《春绿》、《蓝夏》、《秋黄》与《银冬》，画面的色彩都非常绚丽、浓重，显示的是我越到老年心灵越是灿烂的一面，它和我同时期的文字里所表述的忧虑、沉重是相反相成、互为补充的关系。 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由此引出的自我体认：我本性上是更亲近大自然的。只有在大自然中，我才感到自由、自在与自适，而处在人群中，则经常有格格不入之感。生活中遇到天大的难事、烦心的事，只要一回到大自然的怀抱，就一切释然化解。大自然成了我生命的依靠，越到老年，越是如此。我承认，或许我的内心深处，还存有“自然崇拜”情结，还有相关的小儿崇拜，其实，这都是来自“五四”，自己本质上是“五四”之子。这就意味着，我的主体精神和作为研究对象的“五四”开创的新文学之间，是存在着某种共通之处的。这正是我的学术文章和著作背后的底气所在。 
　　我的“童年之梦”的第三个层面，是对未知的、神秘的远方世界的好奇心。这样的好奇心支配了我的一生。在高中毕业时，我曾作过一次报告，介绍学习经验：学习最重要的是要有兴趣，要把上每一门功课都当作精神的享受，学习就是一个探险、不断发现新大陆的过程。这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独立的学习观、读书观；以后就发展为我的研究观，我对学术研究工作的一个基本理解与信念。这里有三个关键词。第一就是“好奇心”。学术研究所面对的永远是一个未知世界，你对它充满期待与好奇，这就构成了创造性的学习与研究的原动力。我研究了一辈子的鲁迅，但我始终觉得鲁迅的某些世界是我未知而需要不断探索的，面对永远无法穷尽的“鲁迅谜”，就永远有研究、探求的冲动，我以为这正是鲁迅研究的魅力所在。我现在正在研究毛泽东，研究共和国历史，研究的动力，就来自“前方”有一个“毛泽东谜”、“中国谜”在等待着我去破解；尽管明知这些谜是我永远也破不了的，但能够参与解谜这本身，就足以使我跃跃欲试了，何况我还会作出自己的贡献呢。这就说到了第二个关键词：“发现”。学术研究的最大价值和意义，就在于对未知的研究对象，有属于你自己的独立发现。这个发现有大有小，但一定要有。如果只是重复别人的发现，你的文章不过是在制造学术垃圾。唯有不断地发现，你才会保持学术研究的新鲜感。每一天，一项研究，都是一个新的开始，你永远睁大好奇的眼睛，去发现新的世界，处于自我生命和学术生命的新生状态，这就是做人和做学问最为难得的“婴儿状态”。这样，就有了第三个关键词：“快乐”。大家知道我有一个口头禅，就是“好玩”，这种好玩的感觉来自不断的发现带来的难以言说的愉悦、满足感和充实感，这其实也是学术研究和一切创造性工作的真正价值所在：通过研究或其他工作，创造出你自己的生命的某种意义和价值，并从中获得快乐。

　　再说我的第二个梦：“教师梦”。这是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，已经是共和国成立以后了。记得是教语文的吴馨老师和教美术的杨宏毅老师合作，设置了“我长大了要做什么”的板块，上面图文并茂地标示着不同的工作岗位，如解放军、工人、农民、科学家，还有教师，等等，要每个同学在相应的图示下签名。我和一位当时玩得很好的女同学一起，在“教师”这栏下面郑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作出这样的选择，除了对吴馨老师的崇拜之外，还因为学校受陶行知、陈鹤琴先生教育思想的影响，开办了“小先生学校”，我被任命为“校长”，虽然只有十岁，却已经被同学们称为“钱老师”了。这样的教师梦也是做了一辈子的：从1960年到1978年，在贵州当了十八年中专语文教师；从1981到2002年，在北大当了二十一年的大学教师；2002年退休后又回到中学开设选修课，前后做了四十年的教师，真的把教师梦做到极致了。我的一本随笔，题目是《人之患》，就是说自己“好为人师”的积习，我是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学生，离开青年人的。2009年我在台讲学，第一堂课就自我介绍说，我是1939年出生的，按大陆通常的说法，是属于“30后”的一代；我一生最大的成功，也是让我最感自豪的是，我和大陆的“40后”、“50后”、“60后”、“70后”、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六个年龄梯度的人都保持了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：现在，我来台湾讲学，就是希望和台湾的年轻一代建立某种精神联系。后来这个目的也达到了，就在昨天，我还收到一位台湾学生的电传，说“钱老师，我们好想念你啊”，有了这一句话，就足够了，人生、治学、教书的意义和价值，都在其中了。 
　　除了教师工作本身的意义和独立价值（这样的价值是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分的）之外，教师工作对我的学术工作，也具有重要的意义。仔细分析起来，大概有三个方面。首先，青年学生是我的学术研究的主要预设对象，可以说，我的所有学术著作首先都是写给年轻一代的。更重要的是，年轻一代不仅是我的读者，更是我的研究的参与者。人们很容易就会注意到，我的研究著作，大多是由讲课的讲稿整理而成的。其实，我在研究阶段、准备讲课时，就自觉地引导学生和年轻人参与。我曾经说过，我的研究著作是在客厅里和年轻人一起“吹”出来的：我每有什么新的想法，必先和来访的学生、青年朋友讲述与讨论。这样一次次的讲述、讨论，对问题的思考也就越来越深入，到了想清楚、讨论成熟了，我才写成讲稿，到课堂上公开发表，又根据学生的反应，将讲稿整理成书稿，整理过程中不断吸取学生在课堂讨论或作业里发表的新的见解。有研究者就注意到，我的著作，特别是早期著作中，不大引述专家、学者的意见（这从另一方面暴露了我学术准备不足的弱点），而是大量引述学生的高见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年轻一代对问题的关注、提出，以及他们的思考，都是我的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源或参照，这大概就是我的学术著作始终能够和中国的年轻一代，以及我们所生活的时代、思潮，保持密切的精神联系的重要原因，是我的学术研究的生命力所在。 
　　和学生及年轻一代的密切联系，更深刻地影响了我的学术风格与体式。这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学术观、写作观：学术研究，写学术著作，就是和读者（对我来说，首先是青年读者）进行“心灵的对话与交流”。为了便于对话与交流，我自觉地追求一种坦诚、自然、流畅的论述风格，把自己的情感投入进去，把自己的心交出来。这也是一种文体的选择与创造。我多次说过，自己非常重视学术文体的问题，可以说为此而探索了几十年。特别是退休以后，在一定程度上摆悦了现行学术体制的限制，我越来越自觉地创造一种“讲课式，演讲风、闲话风、随笔风”的学术著作文体。其要点是：不仅发表研究的成果，而且展示研究的过程，如实向读者、听众坦陈自己研究中的困惑、矛盾，未能解决的问题；在客观叙述历史中，不时插入自己的故事、经历、体验和思考，追求主客体的蹉合。总之，我所追求的是思考的自由，表达的自由，交流讨论的自由，而非是否符合规范，像不像“学术著作”。 
　　教师梦对我的学术工作的影响的第三个方面，是我努力地寻找二者的契合，自觉地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教育资源。因此，我用了极大的精力从事学术的普及工作，尤其是普及鲁迅的思想与文学，甚至在一定时期将其作为主要工作来做。我不仅到大学、中学、工厂和公共图书馆去讲鲁迅，而且编辑出版了“鲁迅读本”系列：从《小学生鲁迅读本》到《中学生鲁迅读本》、《钱理群中学讲鲁迅》再到大学生读的《鲁迅作品十五讲》、研究生学习参考的《与鲁迅相遇》以及为社会上的鲁迅爱好者写的《鲁迅九讲》。我的目的显然在于，要让处于生命发展不同阶段的人，都有一个“与鲁迅相遇”的机会。我说过，我是把普及鲁迅的工作当作民族精神基本建设工作来做的。我是深怀学术的神圣感、教育的神圣感去做这一切的，尽管明知不合时宜却依然要做。这些年，我在关心和参与中小学教育改革时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，就是将我的专业研究对象现代文学的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。我主编过《新语文读本》，今年又主编了《小学生文学名家读本》，做的就是让现代文学经典进入孩子的精神、语言世界的试验。在我看来，这样的“学术与教育的结合”，是一个真正酷爱自己的学术与教育工作，又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、教师应尽的责任。 
　　我在中学阶段，“教师梦”之外，又开始做起“文学梦”来，这大概是和在中学读到大量文学作品、自己也开始学习写作直接相关，那时我是学校里公认的“小作家”，诗歌、戏剧、小说、神话故事、电影剧本，乃至快板、相声，什么都写。于是，在高中毕业时我又在全校演讲比赛里，作了一个《我的儿童文学家的梦》的演讲，还得到了第一名。选择儿童文学家，是因为当时我正迷恋苏联儿童文学家盖达尔，他写的《铁木耳和他的伙伴》曾风靡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学校园，我还第一次写了长达万字的论文《论盖达尔的创作道路》，当然严格说那只是一篇读书报告。正是出于这样的“文学梦”，我在高考填志愿时，选择了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，希望毕业后能够当一名《中国少年报》的记者，有了生活积累之后（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主流文学观：文学创作的基础与前提是生活积累），就可以进行儿章文学的创作，实现自己的文学梦了。但上了大学不久，我就发现自己：一不善于跟人打交道，完全不适宜当记者；二缺乏对生活细节的感悟，也不适宜当作家。其实，在大学期间，我还是写了不少诗。但当时我很受苏联诗人伊萨科夫斯基的一个观点的影响，他说，能不能成为诗人，要问自己：如果你始终没有诗人的感觉，你就成不了诗人。而我，恰恰就是始终没有诗人的感觉，觉得自己写的诗，和心目中的“诗”相距很远。记得我的一个好友把我写的诗寄给他认识的一个杂志编辑，那位编辑表示可以发表，但我还是拒绝了。后来也是在这位朋友的怂恿下，我把自己的诗稿寄给最崇拜的诗人艾青，结果自然是石沉大海，这就更感到自己成不了诗人了。就在这样的自我质疑中，我的文学梦也就自动终止了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在贵州教书时，也还有过一个小小的写诗高潮，但已经是自觉的业余写作，而且因为自己将这些诗分别写在彩色抄本里，称为“红色诗”、“黄色诗”、“黑色诗”，在“文革”中几乎遭到灭顶之灾，从此再也不敢写诗了。但我仍终生保持了对诗歌的一种莫名的崇敬和神秘感，我固执地认为诗只可以感悟，而无法解读，我自己研究现代文学，也不以新诗研究为重点。 
　　但另一方面，即使我从大学二年级开始，转而做起“学者梦”来，我还是没有离开文学。在我看来，学术与文学有着本质的同一性：都是人的个体生命的创造物，同样强调学者或作家的主体渗入，都重视感悟力与想象力的作用。当然，我的这一看法，一直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，他们认为，强调学者的主体介入与学术想象力，会妨碍学术的“客观性”与“科学性”。关于这方面的论争，我在《我的精神自传》里有所涉及，这里就不展开来说了。 
　　当然，在把握世界、观察历史与现实的过程中，学术与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方式。我的问题是，能不能把这两种方式有机结合起来，或者说，如何将文学的观照和叙述方式运用到历史的研究与叙述之中？其实，按中国的文化传统，文学，史学和哲学是浑然一体，不分家的，今天视为史学经典的《史记》，同时也是一部文学经典。只是到了近代，西方的科学思潮传入中国，才有严格的学科划分，文学与史学的分离，是学术精密化发展的结果，自然是一种进步，但这样的区分过分严格，也会产生许多弊病。在我看来，学术和文学发展到今天，应该尝试两者的有机融合。在我晚年的著述里相当自觉地进行了这方面的试验。我曾经说过，现在的许多历史研究与叙述有三大弱点：一是注重历史“事件”而忽略历史中的“人”；二是注重历史“大人物”而忽略“小人物”；三是即使写到历史人物，也只注意其“事功”而忽略其“心灵”。而这些方面，文学却是具有优势的：文学关注的是“人”，是“普通的人”，而且是“个体的人”，更是人的“心灵世界”。文学的另一优势，是关注历史的“细节”，人的“日常生活”，历史的“具体性”、“个别性”与“偶然性”，这都是通常的历史研究和叙述所忽略的。现在，我研究毛泽东、共和国历史，就更要关注毛泽东的内心世界，关注工人、农民、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，关注日常生恬、精神创伤以及人们对历史的参与，并将大量的细节引入历史的叙述，适当地展示历史的偶然事件和个别事件。这都要借助于文学把握世界和历史的方式。 
　　从小学的“大自然之梦”、“教师梦”到中学的“文学梦”、大学的“学者梦”，我就这么一路走来，始终沉浸在梦境之中。到了大学毕业，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山城时，严酷的现实才把我从梦中惊醒，由此引发的现实与梦想之间的矛盾、冲突，确实是空前尖锐。我在自己的著作和演讲里已经多次谈过，这里就不再重复了。需要简单说一说的是，即使如此，我也没有完全放弃梦想，而且经过一段思考，选定了一个“回到北大讲台讲鲁迅”的梦。同学们不难发现，这个具体的梦想，把我的学者梦、文学梦、教师梦三合一了。但为了实现这个梦想，我足足等待和准备了十八年。到1978年考上研究生，重返北大，1981年毕业留校，到1985年登上讲台，讲“我之鲁迅观”，后来整理成《心灵的探寻》一书，这其间的人生百味，这里也不说了。我曾说过，如果从1960年大学毕业算起，我为了实现自己的学者梦，在北大讲鲁迅梦，前后花了二十五年的工夫。以后也还是一个实现不断扩展着的梦的过程，到今天又过了二十五年。我的一生就这样交代了。 
　　梦想讲完，就来说说实现了“学者梦”以后，我所走过的学者之路吧。最近，我刚整理完一部文章结集《幸存者言》，最后写了一篇总结性的文字：《给自己的七个命名》。下面要说的，就是文章的基本内容，还是大概说说吧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全文和相应的文章。 
　　我把1978年至今的学术道路，分为四个阶段。 
　　1978年至1989年，是我学术生命发展的第一个十年，其代表作是《心灵的探寻》、《周作人传》、《周作人论》。要说清这第一个十年的学术选译，需要对我在贵州十八年中所作的“人生和学术准备”作一点简单回顾。首先，是人生的准备，那些年里我在边远地区的贵州，经历了大饥荒和“文化大革命”。特别是几乎参加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全过程，在工厂、农村、兵营都待过，和社会各阶层的人，从工人、农民、军人到社会上的三教九流，都有过接触，更和红卫兵、知青那一代人建立了精神上的血肉联系。正是这些特殊年代里的特殊的人生准备，使我对中国的社会和国情有了基本的认识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民间立场，富于现实关怀和底层关怀，长于政治观察和思想分析的思维特点。 
　　其次，是学术的准备。贵州十八年可以说是读了十八年的鲁迅著作，在“文革”的动乱中也没有中断，而且我的读书办法是下笨工夫抄书：根据不同时期面对和思考的不同问题，将魯迅有关论述抄录下来。这样抄来抄去，就对鲁迅的著作了然于心了。抄书之外，还写读书笔记、研究论文。现在保留下来的，有大饥荒年代写的《鲁迅研究札记》，“文革”期间写的自编、手抄论文集《向鲁迅学习》，《读〈野草〉〈朝花夕拾〉随笔》，《读〈故事新编〉随笔》，以及对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分析。今天来看，这些文字不过是为以后的研究作准备，而且深受毛泽东、秋白、冯雪峰、陈涌的鲁迅观的影响，此外还有姚文元的《鲁迅——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》一书的影响，并没有自己独立的鲁迅观。 
　　在我的研究生涯的第一个十年里，身处在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，重新审视历史、社会、现实，重新审视既成观念中先验的前提的时代大潮里，我面临的任务是要从“文革”中发展到极端的专制文化的迷信与束缚中解放出来。当我反省到自己如何半是被迫、半是自动地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，甘心作驯服工具时，立刻联想起鲁迅的批判，“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‘美’来，赞叹，抚摩，陶醉，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。”我终于发现，自己研究了十八年的鲁迅，却从根本上背离了鲁迅开创的独立知识分子的传统！这样的发现，让我当时惊出了一身冷汗。由此改变了我的研究路向，就是要在彻底的反思基础上，通过建立自己独立的鲁迅观来寻找自己的独立知识分子之路。我在这一时期，将鲁迅研究扩展到周作人研究，也是为了在另一个既相通又相异的思想系统里来反观鲁迅，是服从于我的建立独立鲁迅观的目标的。 
　　第一阶段的研究还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就是要进入学院体制，获得自己的发言权。这首先是为了谋生的需要，为此我付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代价；其次，也是我的学术研究健全发展所必需：通过严格的专业化训练，使我的民间思考与研究提升到更加学理化、科学化的层面。但我也为之付出了代价：有意识地压抑自己的民间野性，对20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的社会、思想、文化运动，采取了旁观的态度，并没有像我的安顺其他朋友那样，全力投身于时代大潮之中，而自觉扮演“历史观察者”的角色。但由于在北京大学任教，而我的鲁迅研究本身强调的是“启蒙者鲁迅”，我自己的讲课，也就自然地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，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 
　　应该说，在第一阶段的研究里，我的两大目标基本上都得到了实现。通过这一时期的三部著作：《心灵的探寻》、《周作人传》、《周作人论》，我建立了自己独立的鲁迅观、周作人观，再加上这一时期和同学一起提出的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”的概念，共同撰写的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》，又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现代文学史观。这些著作与文章都被学术界所承认，因此而获得了相应的学术地位，成为学院派学者，这就为自己以后的独立发言奠定了基础。在中国现行体制下，拥有这样的发言权还是很重要的。但这样的被承认，不仅付出了代价，而且也预伏着新的危险和陷阱，对此，我是有清醒认识的，这也决定了以后的种种变化与发展。 
　　1990年至1997年，是学术逐渐成熟时期。代表作也是三部：《丰富的痛苦——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》、《大小舞台之间——曹禺戏剧新论》和《一九四八：天地玄黄》。我曾经说过，要了解我们这一代和我们以下一两代知识分子和学人，必须注意到1989年风波的影响（我们这一代还有个1957年反右运动的影响）。我自己的思想与学术也因之发生了变化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政治气候与经济的畸形发展中，我的思想由启蒙主义进入了怀疑主义的时期，对观念、体制、自我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反省，同时又在质疑中坚守精神的追求和学术的创新。因此，我并没有放弃启蒙主义，相反，却在20世纪90年代盛行的消解启蒙的潮流中坚守了启蒙主义，但又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至上，而是采取了更为复杂的“既坚守，又质疑”的态度。 
　　这一时期，我在学术上更自觉地追求“创新”，以形成自己独立的治学道路与独特的学术风格。我所说的“成熟”就是指这样的自觉性和初步成效。总结起来，大概有四。其一，以20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和个体生命史作为主要观照、研究对象；其二，自觉关注与思考世界与中国现实的重大政治、思想、文化问题，努力将其转化为学术命题，作历史的追溯，同时追问其背后的关于人的存在的人文问题，以达到以现实——历史——思想（哲学）”的融合；其三，同时关注与思考内在于自己生命的问题，所有的学术探讨，对外部世界的历史与现实的追问，都最后归结为对自我内心世界的逼问，对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：“我是谁？我何以存在与言说？”其四，自觉进行“文学史叙述学”的实验，在学术文体、结构方式、叙述语言等方面，进行各种尝试，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学术创造力和想象力，用我的话来说，就是进行打破常规，出乎意料，连自己也无法重复的研究，此乃人生之最大快事。 
　　1998年至2002年，是我的生命与学术突围而出的新阶段。这有两个背景：首先是中国自上而下的经济改革，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逐渐显露出其内在的矛盾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，特别是贫富不均和发展不平衡造成的两极分化，并引发了全社会的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，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分化；另一方面，是我自身的变化：在终于取得了学院体制内的发言权的同时，内心的自责与孤独感却日见强化。我发现整个知识界，特别是我视为精神基地的北大，发生了思想、文化、教育、学术“失精神”的全面危机，曾经被我自觉压抑的内在野性、民间性，对社会、历史的责任感、承担意识就爆发出来，并和学院体制发生激烈冲突。我终于决定要“破门而出”，在对现实生活的参与中扩展思想和学术发展的新空间，重新回到民间社会寻找新的精神基地。在自我生命的历程上，这又是向“文革”后期的民间思想者的更高层面上的回归。 
　　在这前后，我做了三件事：一是借北大百年校庆之机，和部分老师和学生社团合作，组织与推动了以“发扬蔡元培开创的北大传统”为中心的民间纪念活动；二是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，主编了课外读物《新语文读本》；三是发表《不容抹杀的思想遗产——重读〈北大“右派”反动言论汇集〉》一文，明确提出“重新评价1957年反右运动，建立‘一九五七年学’的倡议。这三件事都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。这同时标示着自我选择的重大调整：由单纯的学院学者，转而追求“学者与精神界战士”的结合。也就是立足于学术研究，加强对现实的介入，因而强化学术研究的批判力度，同时追求更接近自我本性的精神境界：“独立自由意志的高扬，批判精神的充分发挥，大爱大憎的结合”。这自然也要付出代价：由于触犯既得利益者，多年苦苦追求的学者生活的宁静被打破，陷入时代漩涡的中心，由此带来的种种麻烦、干扰、混乱，尴尬与痛苦，都得独自承受。 
　　这一时期的写作也发生了相应变化：思想、学术随笔成了重要的文体。《压在心上的坟》、《拒绝遗忘：钱理群文选》等，都拥有了广大读者，影响超出了学术界和教育界。 
　　在学术上，又重新回到周氏兄弟的研究上，而且以鲁迅究为主。代表作也有三种：《话说周氏兄弟》、《走近当代的鲁迅》、《与鲁迅相遇》。重归鲁迅，显然是要从鲁迅这里寻找批判现实的思想资源，我称之为“讲鲁迅，接着鲁迅往下讲”。因此，研究的重心也有了变化：由20世纪80年代突出“独立的思想者、启蒙者的鲁迅”，强调鲁迅的个体创造，到20世纪90年代突显“精神界战士，真正的知识阶级的鲁迅”，强调鲁迅的现实关怀、底层关怀，社会、文明批判，都是折射了时代社会思潮的变化的。学术研究的历史性和当代性的有机结合，这也是我在学术上的自觉追求。 
　　2002年退休到现在，进入了自我生命和学术的新的开拓时期。我多次说过，退休对于我是一次巨大的解放。首先，它使我在最大限度上摆脱体制的限制，可以“胡思乱想，胡说八道”；同时又摆脱专业的限制，可以自由地突进到新的研究领域。也就是说，当中国在职学者越来越陷入体制化与专业化桎梏的时候，我却获得了相对的（当然也是有限的）自由。由于自觉地从学术中心位置退出，拒绝了各种名利诱惑，将自己边缘化，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，才得到了更为独立自主的自由发挥，我的自我生命和学术生命，直到这一阶段才真正进入高潮期，这是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。 
　　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，显然有了重大转移，即由现代文学研究，转向当代思想史和当代史的研究。目前已经取得了三项成果。已经出版的《拒绝遗忘：“一九五七年学”研究笔记》，进入了共和国民间思想史研究的全新领域。在中国内地和台湾分别出版的《我的精神自传》，是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的新的尝试。即将出版的《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》，则是对共和国历史叙述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一个全新实验，贯注了我对历史叙述的新的思考与探索，因而称之为“历史的另一种书写”。 
　　另一方面，我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研究。这一时期所写的《鲁迅九讲》，以及《钱理群讲学录》里的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，都有新的开拓。我一直将自己视为“文学史家”，认为我的研究素质与学术准备更适合于文学史研究与写作。可是，我在学术研究第一阶段和同学们一起提出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”的概念、撰写了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》以后，就没有新的建树，这是我的一块“心病”。其实，我一直在关注与思现代文学史的诸多问题，除了2000年出版的《反观与重构——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》之外，退休后，我花了不少精力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史与研究现状的研究，辑有《现代文学研究史论》一书。而正在进行的、由我主编的四卷本的《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——以文学广告为中心》，则是集中了关于文学史观念、结构、写法的新思考、新想象，很可能是我的文学史研究的最重要的试验。 
　　退休后，除以主要精力从事学术研究的新开拓之外，我的社会关怀也伸向更为宽阔的领域，主要有中小学教育改革、青年志愿者运动和地方文化研究三大块，我在许多场合都曾谈及，社会也比较关注，就不多说了。需要提到的是，退休以后写了大量的思想、文化随笔，直接面对社会发言；还特别开辟了时事政冶评论的新领域，采取一年一篇的方式，对当年发生的国际、国内重大事件和重大社会问题进行综合评述。熟悉我的朋友和学生都知道，平时我最喜欢谈论时事政治回题，这一点是很接近我的导师王瑶先生的，关心并喜欢议论时政本来也是老师辈和我们这一代的一个积习，我则一直为这样的客厅空谈不能对社会产生影响而感到遗憾，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挥的机会。我已辑有《知我者谓我心忧：十年观察与思考（1999～2008）》一书，现在还在继续写，准备到2018年再编一本《不知我者谓我何求：又一个十年观察与思考（2009～2018）》，这样的“时代现场记录”大概是很有意思的，也是留给后人看的。

　　我的人生之梦、学术之路，就讲到这里。最后，作个小结，我想把自己的人生道路、学术研究归结为三个特点，三个自觉追求。 
　　首先，是追求自我生命与学术的一体性。对我来说，学术的探讨，也是生命的挣扎；对研究对象的发现，同时也是对自我的发现；对研究对象的审视和解剖，更是对自我的质疑和反省。这已经成了一个习惯：每当在现实生活中面临困惑，或陷入困境，我都是用沉入研究（通常是研究鲁迅）中的方式，来寻求转机。具体地说，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的第一部专著《心灵的探寻》，帮助我从“文革”后的精神困惑中解脱出来；20世纪90年代初，《丰富的痛苦——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》和《大小舞台之间——曹禺戏剧新论》，使我走出了20世纪80年代末风波后的精神困境；21世纪初，当我遭遇大批判，陷入人生的低谷，又是《与鲁迅相遇》的讲授和写作，促使我将压力转化为动力，进入新的人生和学术境界。可以说，随着学术上的不断开拓，自我生命也得到不断升华。 
　　我喜欢在每部学术著作的背后，都附一个长长的《后记》，讲述写作背后“我的故事”，与著作中所讲的“他人的故事”一起，构为一个有机整体。不仅如此，我还采用了各种写作技巧，将我的故事、家人的故事，有机融入历史的叙述里。很明显，我这样的“自我生命与学术一体性”的学术追求，是相当个人性的，或许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。而且，这样的追求本身也是存在陷阱的，如果掌握不好分寸，也会有弊病。但我觉得，有一点，或许对诸位还是有启示意义的，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，学术研究总要和自己的生命存在发生某种关联，这是学者、教师、作家这类明显具有个人创造性的工作所要求的，只有能够从自己的一个个学术课题里、研究过程中，不断创造出自我生命的意义，从中享受快乐，才能永远保持学术研究的动力和活力，不至陷入职业性的厌倦症与冷漠症。 
　　我的第二个自觉追求是，学术与自己所处的时代和脚下的土地的血肉联系。这里也有我的个人性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，我这样给自己定位：自觉地站在边缘位置，用自己的方式，言说时代的中心话题。所谓“言说时代的中心话题”，也就是围绕社会、人生、政治、国家、民族乃至人类的大事和大问题，投入关注、思考与论说。而所谓“边缘位置”，是强调“民间立场”、“距离”和“超越”。强调“自己的方式”，则是要喝力保持自身思考和言说的独立性。因此，对我来说，学术研究也是我对时代、社会发言的一种方式。更全面地说，我的发言有两种方式、两类文体：一种是采用随笔和评论的形式直接论说，以说真话、诉真情、揭示真相为追求，同时尽可能作深度思考；另一种是学术的方式与文体，特点是：其问题意识产生于时代所提出的重大课题，但思考与研究，却是专业的、学理的、有距离的、更带根本性的。我最为迷恋与着力的，是时代命题背后与深处的人性、人的存在、人的精神，包括知识分子的选择困境等人文问题。如前面所介绍，我是先有在民间底层的社会参与再进入学院体制的，因此，学术研究和社会参与的结合与相互渗透，对我来说，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。而诸位却是完全由学院体制培养的专业化人才，学术研究对于你们，首先是一种专业，是一个职业，“为学术而学术”是一个自然的选择。当然，对学术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，或以学术研究为谋生手段，或以学术研究为精神寄托，皆无不可。在我看来，只要你以严肃、认真的态度去从事学术工作，这些不同追求都是合理的，自有意义和价值。你完全可以关在学院高墙里做自己的学问；但我要提醒你，不妨有时伸出头来，看看周围的世界，吸取时代的新鲜气息，以增添自己的研究活力。你完全可以专心致志地做精英知识分子，以追求高深学问为己任；但我要提醒你，不妨有时低下头来，看看脚下的土地，听听底层民众的呼声，从民间传统里吸取精神的滋养。 
　　我的学术研究的第三个特点，是有极强的自省性。我在从事学术研究的一开始，就明确意识到自己在学术发展中的尴尬地位：客观情势要求担当承上启下的责任，又因为自身知识结构的先天不足而力不从心。由此而确定了自己在学科发展中所处的“历史中间物”的地位，并自觉追求“有缺憾的价值”。这就意味着两个方面的“自知之明”：一是清醒地知道自己“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”；二是清醒地认识到，自己所做的，自己追求的，在自有其价值的同时，也有其限度，甚至存在着负面的可能落入的陷阱。我自认为，这两个方面的“自知之明”可能是我最重要的治学经验，愿意郑重地介绍给诸位。细说起来，大概有三层意思。 
　　首先，要“知道自己能做什么”。我曾经说过，能否独立进行个性化的学术研究，关键是要“找到你自己”，即找到适合你的研究对象，找到最能发挥你的潜能的研究方向和方法。我这一辈子最大的“成”，就是一开始就找到了鲁迅，同时又找到了与鲁迅既相通、又不同的周作人，晚年还找到了毛泽东，尽管以后伸展到相当广阔的现代文学和现当代政冶、思想、文化各个领域，但始终牢牢抓住这三位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，以我的方式进入他们的世界，并通过对他们的阐释，让我自己的思想、情感与想象力得到充分发挥。 
　　其次，更要“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”。如前所说，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知识结构上的重大缺憾，因此，就采取了“扬长避短”的写作策略。读我的研究著作的朋友很容易就发现，我几乎到处都在谈周氏兄弟，尤其是鲁迅，我的论述范围都集中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思想、文化、教育和学术，很少涉及中国古代和外国（《丰富的痛苦》是一个例外，但主要还是谈我相对熟悉的俄罗斯文学）。一旦兴趣所至，越过专业谈自己没有经过专门研究的话题（比如写时事政治评论，会涉及我不熟悉的政治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学的问题），我就要郑重声明，自己是以一个关心时政的普通公民的身份发言，而绝不敢以专家自居。有人曾说“钱理群永远走在鲁迅的阴影下”，我承认这是一个很大的不足，也感到羞愧；但却不想改，也改不了。好在鲁迅博大精深，思想超前，还有我发挥的余地。说“不想改”，有客观的原因：我进入学术界年龄偏大，容不得我作大幅度的知识结构的调整；但也有教训：也许当初我还是应该补一些课，我把“不能做什么”看得太绝对了。诸位还年轻，在总体把握自己“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”的前提下，还是应该不断调整自己，扩大自己“能做”的范围和领域。 
　　其三，对自己能做、已经在做的事情，对自己的选择、追求，也要看到它的限度。前面说到的“有缺憾的价值”就是这个意思：任何“价值”的另一面，就是一种“缺憾”；有“特色”也就同时有“局限”，甚至“陷阱”。比如，我确实是用自己的方式走进鲁迅的世界的，这构成了我的鲁迅研究与其他学者不同的特点。但我清醒地意识到，自己的方式同时也存在缺憾，而且如果将其绝对化，超出了限度，就会走向反面：形成对鲁迅的遮蔽，以至曲解。 
　　因此，我今天来介绍我的人生道路、治学经验时，也是有警戒的：我绝对无意将自己个人的经验普遍化，当作一种成功范式向诸位推广，我只期待：我的介绍，在某些方面给你以启示，引发你的思考；而在另一些方面，你不甚明白，或有所怀疑，就可以引发更深入的思考与讨论。 
　　说到底，路是要自己走的。所有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只能提供参考。因此，我最后对诸位的祝福是—— 
　　做自己的梦，走自己的路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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